›

›

›

台灣的藥學史 - Part3

台灣的藥學史 - Part3

台灣的藥學史 - Part3

日治時期的台灣家庭常備有「平安藥包」,經台灣總督府衛生課認可,由製藥所或藥房派遣出張員(外務)至各地鄉下或山區家庭鋪設,通常市區較少,每三到六個月巡迴一次收款及補充藥品。…

日治時期的台灣家庭常備有「平安藥包」,經台灣總督府衛生課認可,由製藥所或藥房派遣出張員(外務)至各地鄉下或山區家庭鋪設,通常市區較少,每三到六個月巡迴一次收款及補充藥品。…

系列|台灣的藥學史

系列|台灣的藥學史

Rows of glass apothecary jars filled with colorful liquids

日治時期(1985-1945)-Part 3

日治時期的寄藥包

日治時期的台灣家庭常備有「平安藥包」,經台灣總督府衛生課認可,由製藥所或藥房派遣出張員(外務)至各地鄉下或山區家庭鋪設,通常市區較少,每三到六個月巡迴一次收款及補充藥品。日本人習慣生病直接就醫,因此僅有台灣家庭才獨有的寄藥包文化。

寄藥包文化中的「先用後利」方式,也就是先使用藥品,外務再定期去點收數量並收款。這其實是來自於日本富山縣地區特殊的藥品銷售方式。寄藥包導入台灣之初,所有藥品都由日本進口,並由日本藥商派人來台訓練推廣業務(送藥生)深入家戶。根據口述歷史,最初也有台灣人認為寄藥包觸霉頭,但在送藥生與社區建立關係且台人開始認知到這些「便藥」比起傳統中藥更迅速有效,加上價錢相對合理以及貼心的藥品供應方式很快就廣泛地被民間接受。日治後期也漸漸有台灣人自行成立製藥廠生產配送自家藥品,如張日通先生創立的明通製藥社就是一例。

還記得前一篇說到日治時期的藥劑師與製藥者實屬少數嗎?那為何日治後期台灣自製的便藥卻如此蓬勃發展呢?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法令規範上,本土的製藥業者屬於「成藥製造業」,僅能從日本內地進口原料藥,做一些家庭式藥品的分裝或再製。以1923年為例,當年登記之成藥製造業者人數達492人,相較於同年登記之製藥人員僅20人,落差甚鉅。

雖說寄藥包是日治時期西藥逐漸深入民間的一個代表,但由於在二十世紀初期畢竟藥品工業不如現今發達,當時除了歐美研發的化學合成西藥外,寄藥包裡也常見中藥的科學化製劑。不同於台灣傳統漢藥是以草藥飲片煎服,在臺灣總督府尊崇西醫的氛圍下,漢藥也披上科學的外衣,如同西藥一樣以機器將漢藥製成散劑或顆粒,並宣稱比西藥更溫和且適合東方人體質。然而寄藥包文化達到鼎盛卻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5、60年代,因為國民政府對於製藥業管理寬鬆,讓台灣本土製藥廠得以自產自銷,但多屬家庭式的包藥代工。

另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相較於寄藥包,也有藥房專賣日本或香港進口的品牌藥,例如之前提到的屈臣氏大藥房就是此類。這些品牌藥可以在當時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中看到不少生動的廣告,有許多品牌至今仍耳熟能詳,如:中將湯、健のう丸、命之母、龍角散等等。這些品牌藥價錢並不便宜,依據1930年的資料大多每份1圓左右,而當時勞工階級的台灣人每日生活費為20~30錢(100錢=1圓),由此可知這類進口名藥並不便宜,實為中上流社會才消費得起。

日治時期(1985-1945)-Part 3

日治時期的寄藥包

日治時期的台灣家庭常備有「平安藥包」,經台灣總督府衛生課認可,由製藥所或藥房派遣出張員(外務)至各地鄉下或山區家庭鋪設,通常市區較少,每三到六個月巡迴一次收款及補充藥品。日本人習慣生病直接就醫,因此僅有台灣家庭才獨有的寄藥包文化。

寄藥包文化中的「先用後利」方式,也就是先使用藥品,外務再定期去點收數量並收款。這其實是來自於日本富山縣地區特殊的藥品銷售方式。寄藥包導入台灣之初,所有藥品都由日本進口,並由日本藥商派人來台訓練推廣業務(送藥生)深入家戶。根據口述歷史,最初也有台灣人認為寄藥包觸霉頭,但在送藥生與社區建立關係且台人開始認知到這些「便藥」比起傳統中藥更迅速有效,加上價錢相對合理以及貼心的藥品供應方式很快就廣泛地被民間接受。日治後期也漸漸有台灣人自行成立製藥廠生產配送自家藥品,如張日通先生創立的明通製藥社就是一例。

還記得前一篇說到日治時期的藥劑師與製藥者實屬少數嗎?那為何日治後期台灣自製的便藥卻如此蓬勃發展呢?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法令規範上,本土的製藥業者屬於「成藥製造業」,僅能從日本內地進口原料藥,做一些家庭式藥品的分裝或再製。以1923年為例,當年登記之成藥製造業者人數達492人,相較於同年登記之製藥人員僅20人,落差甚鉅。

雖說寄藥包是日治時期西藥逐漸深入民間的一個代表,但由於在二十世紀初期畢竟藥品工業不如現今發達,當時除了歐美研發的化學合成西藥外,寄藥包裡也常見中藥的科學化製劑。不同於台灣傳統漢藥是以草藥飲片煎服,在臺灣總督府尊崇西醫的氛圍下,漢藥也披上科學的外衣,如同西藥一樣以機器將漢藥製成散劑或顆粒,並宣稱比西藥更溫和且適合東方人體質。然而寄藥包文化達到鼎盛卻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5、60年代,因為國民政府對於製藥業管理寬鬆,讓台灣本土製藥廠得以自產自銷,但多屬家庭式的包藥代工。

另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相較於寄藥包,也有藥房專賣日本或香港進口的品牌藥,例如之前提到的屈臣氏大藥房就是此類。這些品牌藥可以在當時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中看到不少生動的廣告,有許多品牌至今仍耳熟能詳,如:中將湯、健のう丸、命之母、龍角散等等。這些品牌藥價錢並不便宜,依據1930年的資料大多每份1圓左右,而當時勞工階級的台灣人每日生活費為20~30錢(100錢=1圓),由此可知這類進口名藥並不便宜,實為中上流社會才消費得起。

延伸閱讀

更多 實證文章

從保健食品實證到藥學人文,繼續探索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