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藥學史 - Part2
台灣的藥學史 - Part2
日治時期的醫藥政策對台灣醫療環境影響甚鉅直至今日,這跟日本政府「抑中揚西」與「廢醫存藥」的政策脫不了關係,也為爾後的中醫藥的種種紛擾種下遠因。
日治時期的醫藥政策對台灣醫療環境影響甚鉅直至今日,這跟日本政府「抑中揚西」與「廢醫存藥」的政策脫不了關係,也為爾後的中醫藥的種種紛擾種下遠因。
系列|台灣的藥學史
系列|台灣的藥學史

日治時期(1985-1945)
日治時期的中、西醫藥政策
日治時期的醫藥政策對台灣醫療環境影響甚鉅直至今日,這跟日本政府「抑中揚西」與「廢醫存藥」的政策脫不了關係,也為爾後的中醫藥的種種紛擾種下遠因。
要了解日治時期對台灣的藥政影響,必須先認識當時的醫政管理。
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眼中,台灣本土承襲自中國的中醫(當時稱作「漢醫」,有時為了與日本本土的「漢醫師」做出區別而稱「臺醫」)系統是吃草根樹皮、沒有科學根據的不成熟醫療。我們也可從當時的「醫師」與「醫生」兩者不同的地位看出端倪。
「醫師」指的是取得內務大臣或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所發給執照者,基本上就是透過日本的醫學體制訓練出來的西醫。同時日本總督府亦採取公醫制,在重要地點配置醫師,協助辦理各種公共衛生及醫事相關事務。
「醫生」則是指日治之前即在臺灣從事病患診斷及投藥之人,又分為「漢醫」與「洋醫」。根據1898年的統計數據,全台漢醫1046位,洋醫24位。洋醫為在台行醫的傳教士,儘管是西醫,在行政分類上仍歸為醫生,足見刻意讓日本醫師高於教會醫生的政治考量。
1901年7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府令第47號「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積極規範所有漢醫必須向地方長官提出醫生執照的申請,否則視同密醫一律嚴格取締絕不寬待,且醫生平時須接受公醫之監督。於1901年底,臺灣總總督府於各地分別舉行一次漢醫資格鑑定考試,之後便不再辦理。由此可見日本殖民政府無意讓「漢方醫術」流傳於台灣,僅僅為了殖民之初醫師人數不足且台人習於漢醫治療的權宜之計。台灣醫生人數由1902年的1903人直至1945年時有執照的漢醫僅存數十人而已。
反觀於醫政,日治時期的藥政上卻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1896年臺灣總總督府頒布「臺灣藥劑師、藥種商、製藥業管理規則」,定義了:『藥劑師得從事藥品之製造及販賣。藥種商為從事藥品販賣者。製藥者乃從事藥品製造而兼販賣自製藥品者。』
其中,可以從事藥品製造的藥劑師和製藥業,兩者的人數皆不多,當時臺灣並無藥劑師養成教育與考試制度,且製藥需有技術與資本,所以臺灣的西藥品大多從日本購入。
由於日治初期台灣仍有大量漢醫,漢藥材商也為數眾多,他們即歸屬為藥種商。而漢藥種商又分為批發的「生藥商」與零售的「熟藥商」,後者即一般俗稱的漢藥鋪。
儘管當時的法規上藥種商僅可批發零售藥材,但實際上仍有進行加工處理與藥品製造丹膏丸散等中藥製劑。在漢藥調劑師不存在,而當時的藥劑師僅為西醫服務的情況下,藥種商接受漢醫處方並為患者調劑藥品為日治時期的常態。也就是臺灣總督府的藥事人員的法規無法實質管理漢藥種商的執業行為,又或者說,日本政府根本上無意管理台灣的漢醫藥制度。
然而隨著時間推進,漢醫在沒有考訓機制下逐漸凋零,原本依賴漢醫生處方的漢藥種商卻存活了下來。根據統計,臺灣的藥種商在日治初期已有2000多家,1920年鼎盛時期多達3511家,1942年時減為2104家,且1930年末漢藥種商仍佔藥種商的91%。
這個現象可能跟幾個因素有關:
1.即使日本政府刻意抑中揚西,台灣人仍很大一部分習慣使用漢醫藥(傳統習慣或經濟考量)。
2.總督府對於藥種商寬鬆的申請政策,僅需簡單的西藥考試即可申請成為藥種商,「以西代中」的證照制度在此徒具形式。
3.漢藥鋪的父子相傳或師徒相授制度讓漢藥知識得以繼續留存。
但也因為有證照醫生減少,合法處方箋也隨之遞減,漢藥業者包庇密醫或自學漢醫診療的現象逐漸出現。對此現象杜聰明即指出:「大多數藥種商只以營利為目的,許多情況下為無照醫生的處方作調劑,甚至自己當起無照非醫生,有開處方投藥的行為,這是值得大肆警戒的事情。」
某種程度上,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廢醫存藥」的漢醫藥政策改變的過去漢醫藥分業且重醫輕藥的架構,讓漢醫學依附著藥業存續了下來,最後形成「以藥領醫」的態勢。
(本篇主要參考自:https://demo.cms.culture.tw/nricm/zh-tw/collections2)
日治時期(1985-1945)
日治時期的中、西醫藥政策
日治時期的醫藥政策對台灣醫療環境影響甚鉅直至今日,這跟日本政府「抑中揚西」與「廢醫存藥」的政策脫不了關係,也為爾後的中醫藥的種種紛擾種下遠因。
要了解日治時期對台灣的藥政影響,必須先認識當時的醫政管理。
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眼中,台灣本土承襲自中國的中醫(當時稱作「漢醫」,有時為了與日本本土的「漢醫師」做出區別而稱「臺醫」)系統是吃草根樹皮、沒有科學根據的不成熟醫療。我們也可從當時的「醫師」與「醫生」兩者不同的地位看出端倪。
「醫師」指的是取得內務大臣或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所發給執照者,基本上就是透過日本的醫學體制訓練出來的西醫。同時日本總督府亦採取公醫制,在重要地點配置醫師,協助辦理各種公共衛生及醫事相關事務。
「醫生」則是指日治之前即在臺灣從事病患診斷及投藥之人,又分為「漢醫」與「洋醫」。根據1898年的統計數據,全台漢醫1046位,洋醫24位。洋醫為在台行醫的傳教士,儘管是西醫,在行政分類上仍歸為醫生,足見刻意讓日本醫師高於教會醫生的政治考量。
1901年7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府令第47號「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積極規範所有漢醫必須向地方長官提出醫生執照的申請,否則視同密醫一律嚴格取締絕不寬待,且醫生平時須接受公醫之監督。於1901年底,臺灣總總督府於各地分別舉行一次漢醫資格鑑定考試,之後便不再辦理。由此可見日本殖民政府無意讓「漢方醫術」流傳於台灣,僅僅為了殖民之初醫師人數不足且台人習於漢醫治療的權宜之計。台灣醫生人數由1902年的1903人直至1945年時有執照的漢醫僅存數十人而已。
反觀於醫政,日治時期的藥政上卻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1896年臺灣總總督府頒布「臺灣藥劑師、藥種商、製藥業管理規則」,定義了:『藥劑師得從事藥品之製造及販賣。藥種商為從事藥品販賣者。製藥者乃從事藥品製造而兼販賣自製藥品者。』
其中,可以從事藥品製造的藥劑師和製藥業,兩者的人數皆不多,當時臺灣並無藥劑師養成教育與考試制度,且製藥需有技術與資本,所以臺灣的西藥品大多從日本購入。
由於日治初期台灣仍有大量漢醫,漢藥材商也為數眾多,他們即歸屬為藥種商。而漢藥種商又分為批發的「生藥商」與零售的「熟藥商」,後者即一般俗稱的漢藥鋪。
儘管當時的法規上藥種商僅可批發零售藥材,但實際上仍有進行加工處理與藥品製造丹膏丸散等中藥製劑。在漢藥調劑師不存在,而當時的藥劑師僅為西醫服務的情況下,藥種商接受漢醫處方並為患者調劑藥品為日治時期的常態。也就是臺灣總督府的藥事人員的法規無法實質管理漢藥種商的執業行為,又或者說,日本政府根本上無意管理台灣的漢醫藥制度。
然而隨著時間推進,漢醫在沒有考訓機制下逐漸凋零,原本依賴漢醫生處方的漢藥種商卻存活了下來。根據統計,臺灣的藥種商在日治初期已有2000多家,1920年鼎盛時期多達3511家,1942年時減為2104家,且1930年末漢藥種商仍佔藥種商的91%。
這個現象可能跟幾個因素有關:
1.即使日本政府刻意抑中揚西,台灣人仍很大一部分習慣使用漢醫藥(傳統習慣或經濟考量)。
2.總督府對於藥種商寬鬆的申請政策,僅需簡單的西藥考試即可申請成為藥種商,「以西代中」的證照制度在此徒具形式。
3.漢藥鋪的父子相傳或師徒相授制度讓漢藥知識得以繼續留存。
但也因為有證照醫生減少,合法處方箋也隨之遞減,漢藥業者包庇密醫或自學漢醫診療的現象逐漸出現。對此現象杜聰明即指出:「大多數藥種商只以營利為目的,許多情況下為無照醫生的處方作調劑,甚至自己當起無照非醫生,有開處方投藥的行為,這是值得大肆警戒的事情。」
某種程度上,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廢醫存藥」的漢醫藥政策改變的過去漢醫藥分業且重醫輕藥的架構,讓漢醫學依附著藥業存續了下來,最後形成「以藥領醫」的態勢。
(本篇主要參考自:https://demo.cms.culture.tw/nricm/zh-tw/collection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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